不知不觉，我的父亲去世已12个年头。12年里，一直想为他写点什么，以表达自己对他的思念与怀念，却一直忙忙碌碌、浑浑噩噩。忙的时候是没有时间，闲的时候是没有心境。一拖再拖，弹指一挥就是12年。
父亲去世于2012年6月20日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天凌晨五点多，习惯早起的我正在洗手间。手机铃声急促地响起。
我扫了一眼，是四哥的来电。我想：四哥这么早来电，一定有什么急事，便迅速按下接听键。
电话那头，是四哥撕心裂肺的哭喊：“爸爸走了，爸爸没了!”我一下子愣在那里，不知怎么作答。泣不成声的四哥，没等我开口，也很快地挂了电话。
那一刻，我感到自己的脑袋“轰”地一下，霎时一片空白。天旋地转、山崩地裂的感觉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悲痛不能自已。自己不经意地将头往墙上撞，咚咚地作响，直恨自己没有最后送父亲一程，没能尽到给父亲送终的孝心。
这种抓狂，是强烈的悲痛。年届四十，一直生活在父母双全的生活状态里。父亲生育我们兄妹六个，我排行最小。我们在父母的庇荫下，都在享受着那种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般的心境。我记得在艰苦的70年代，还没有分田到户，依靠父母两个人的工分，保证我们一家八口的口粮。我们六兄妹，大一点的帮父母干活，小一点的扯猪草、摸鱼虾、抓伙食，日子过得清苦，却苦中有乐，留下的全是美好的记忆。
后来，农村搞联产承包分田到户，家里的日子好过了，哥哥姐姐们相继成家，家里由八口衍生成几十口，父亲每年春节都要召集一家四代几十口一起过除夕，我们兄妹跟父母一桌，嫂子侄子们两三桌，热热闹闹、其乐融融。父亲走了，这种日子划上了句号。
这种抓狂，是深深的自责。父亲三十几岁时，去大忠桥区买树修建居民安置点，为了节省乘坐公共汽车的几毛钱车费，趴在装满木材的大卡车上，卡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剧烈颠跛，父亲被一车木材掀到半天云中，又重重地摔回到地面，当场昏死过去。大家都以为父亲没命了，命硬的他被平放到青石板路上躺了几个小时，又苏醒了过来。
父亲进入中年起，就查出一大堆的心血管病。我们却习惯于享受父亲的关爱，对父亲的关心微无其微。我小时候身体素质不好，患有伤寒流毒身体多处脓肿感染、几乎危及生命，父亲背着我访遍全县的名医，历时一年才完全治愈。由于农村医疗条件有限，右脸在手术中被感染，留下一道一寸多长的疤痕，父亲还经常为此感到愧疚。
我幼时顽皮、不喜劳动，经常打尽主意偷懒。一家人下地收割稻子，烈日炎炎，挥汗如雨。为了躲避劳动，我趁大家不注意，用镰刀试着在自己的手指上割上一刀，父亲心疼得要命，只好安排我去守煤矿。于是，整个夏天，爸爸妈妈和哥姐姐们在田里劳动，我则惬意地躺在煤矿的草蓬里，吹着习习的凉风看书、睡觉。
1991年我高考落榜，在冷水滩四中复读时，一次我高烧41度，几乎陷入昏迷状态，父亲彻夜不眠地守护在我的床前。父亲的身体却每况日下，终于在70岁生日前夕脑血栓突发，落下身体半瘫、行动不便、出入拄拐的后遗症。
这种抓狂，是内心的愧疚。从12岁起，我就离开父母去大忠桥区中学读书，后来又到祁阳县城读高中，高考落榜后复读期间应征入伍，在部队一呆就是20几年，转业后又留在广州工作，一直没有什么机会陪伴父母。虽然后来提干后条件允许了，每年会接父母到身边生活一段时间，可父母每次待不到一个月就吵着要回老家。
虽说“自古忠孝难两全”，但天下哪个父母养儿不是为了防老?其实，父亲去世前两个月就已经病痛发作了，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，想把我们兄妹全部从外地召回去。我们一家听到父亲召唤都回去了。天天在医院侍候父亲的四嫂对我说，有天喂父亲吃西瓜，西瓜到第二天也没有咽下，在嘴里都变黑了。可我看到父亲的神志还算清楚，始终不相信，还以为是年迈的父亲耍小孩子脾气，和母亲拌嘴怄气，故意躲到医院来的。所以没怎么重视，在老家停留了几天，对父亲出院后的事情稍作安排就又回广州了。回到广州又因琐事拖累，直到父亲去世才只通过一次电话，而且那次电话我开始还没听出是父亲的声音，父亲的言语中透着丝丝的赌气和不快。
那一刻，我真想给自己插上翅膀，马上飞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，飞回到父亲的病床前。我想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一定要用手去探探父亲的鼻息，摸摸父亲的体温，我不相信平时不苟言笑、内心装满慈爱的父亲，怎么可能还没等到我回去，就闭目远走、撒手人寰呢?这终究只是我的一个幻想。
本来还在睡梦中的妻儿，也被我悲痛的哭声吵醒。回单位请假来不及了，我给领导电话简单报告了情况，就赶紧收拾行李回家。
我研究了一下最快赶回老家的方案。早晨这个点，没有直达老家的高铁，只有那种普通绿皮火车，至少要近十个小时后才能到家，太慢了。如果坐汽车，何时到达还是个未知数。最快的办法，就是先坐高铁到衡阳，约两个半小时路程，然后让老家亲友开车到衡阳接我们，不到五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家。
决定以后，我们就提着行李、牵着孩子往广州南站赶。到达南站售票处，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。顾不上身后一片埋怨，我一身大汗地挤到售票窗前，终于买到最近一趟发往衡阳的高铁票。
(未完待续)